女人红杏出墙，男人绿帽横飞

女人红杏出墙，男人绿帽横飞

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描写婚外恋的长篇小说，书名和情节都没印象了，但里面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婚外恋，不管起因、过程和结局如何，受伤的永远是女人，无论是原配、第三者还是主动出轨的妻子。

那是因为，在婚外恋这个古老的感情游戏里，“欲”才是游戏的最终目标，而不是情。

男人“一时性起”，可以把有性无爱的游戏玩得很娴熟。因为男人都有性爱分裂症，性和爱分割得一清二楚；而女人总是把情和欲混为一谈，当她袒露身体和欲望的时候，也搭上了灵魂和爱情。你原是容不得婚姻里揉进一粒沙子的，到头来却不得不面对泥沙俱下。

自古以来，男权社会都是鼓励男人风流，主张妇女守贞的。男人有多个性伴侣似乎很光荣，女性一旦红杏出墙则被视为耻辱，因为她对丈夫的绝对权威构成了挑战。在一夫多妻制的婚姻中，男人可以寻花问柳、三妻四妾，充分享有性的自主权，而女人则被剥夺了这项权利。婚前，她必须保持贞操，婚后她也只属于一个人——她的丈夫。妻子没了，男人可以续弦；丈夫死了，妻子却很难改嫁。显然，两性这种不平等的性的地位来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男人手中，而且这种财富将来还要传给他的子女。为了保证父系血统的纯粹性，丈夫要求妻子必须忠贞，自己却无可无不可。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本上都被男性所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妻子除了生儿育女，不过是个婢女的头领而已。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利之下。即使打死了她，也不过是在行使他的权利罢了……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严厉的惩罚。”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是恺撒大帝的义子，他自己生活放荡，在爱上比他年长17岁并怀有六个月身孕的丽维亚时，毫不迟疑地废黜了他的妻子。可是他却颁布了严惩通奸的法令，这种惩罚当然主要是针对女子的。如果一个男子发现妻子与人通奸，就要和她离婚，否则就要冒被告发的危险。通奸的女子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没收她一半的嫁妆和三分之一的财产，任何男子如果再和她结婚，视为同犯。在19世纪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一位端庄美丽的少妇海丝特，在丈夫失踪数年后，因为和一个牧师相爱，就被腐朽黑暗的教会当作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罚她胸戴红A字（即英文“通奸”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在这种忍辱含垢中，这朵曾经美艳绝伦的鲜花渐渐枯萎了……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凭什么只许丈夫“人生得意须尽欢”，妻子就得无奈“金樽空对月”？显然，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预言的那样：“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女人红杏出墙，自家的男人便戴起了绿帽，所谓红花还得绿叶配，一红一绿交相辉映，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

在欧洲中世纪风靡一时的骑士文学中，就有美丽多情的贵妇背着自己的丈夫和勇猛刚健的骑士偷偷幽会的场景。在骑士眼中，有老公、小孩的贵妇人却像圣母一样圣洁，能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取得胜利，博得贵妇人的欢心，在骑士看来是最大的荣誉。

青山不改，绿帽长留。说起中国的“绿帽”文化那也是源远流长，不仅普通老百姓“长戴不懈”，连住在深宫大院里面的皇帝老儿也争先恐后地抢着“戴”。别看中国的皇帝个个六宫粉黛，大小老婆无数，可精力毕竟有限，哪儿忙活得过来啊，难免就有“漏网之鱼”，偶尔也要出去“透口气、兜兜风”。柏杨先生就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危险的事，莫过于皇后红杏出墙，给皇帝戴回绿帽。”可历史上皇后妃嫔偷人，比比皆是。要不怎么有“脏唐臭汉”之说呢？特别是隋唐时期，上至君王下至朝野，戴绿帽成了一种时尚，甚至出现了隋炀帝给父亲隋文帝、唐高宗给父亲唐太宗演这样精彩纷呈的“绿帽剧”。

如今男女平等了，男人把外遇当成外出，女人也红杏出墙、公然让男人“绿帽横飞”。在美国，1991年，芝加哥大学对一些已婚妇女进行了调查，当问及到她们是否有过婚外性行为时，10%的回答是肯定的。到了200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5%，而男人回答“是”的也只不过是22%。对这个调查的最好解释就是女人越轨的概率正在接近男人。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外遇比例最高的是26～30岁的妇女。1983年，《美国配偶》调查也发现，最易有婚外情的就是少妇。最近的调查指出，20来岁的少妇出轨比例甚至比同龄男性高出一成。美国在1988年针对婚外情所做的调查中发现，如今，少妇婚后背叛丈夫明显提速了。在20世纪60年代前，已婚女性平均结婚14年后才出现第一次外遇，而现代女性结婚不到5年就开始出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