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那种“嫁给谁都会幸福的女人”

到底有没有那种“嫁给谁都会幸福的女人”

文 / 李甜甜

前几年有一篇很火的鸡汤文，叫做《有一种女人嫁给谁都幸福》。文章大意是有一种嫁谁都幸福的女人，这种女人在婚姻中能够做到足够的隐忍克制与高标准的自我要求，比如她们会做菜，会煲汤，会踏实过日子的同时，还会时刻自觉敲打自己“对婚姻别期望高，不抱怨不纠结于小事”。更重要的是她们懂得知趣识眼色，除却履行为人妻人母为家庭操劳的的正常职责外，还要有“自觉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等方式转移注意力”的觉悟，不至于让自己过分关注婚姻给伴侣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还能保持婚姻的新鲜感神秘感。最后作者总结，这种女人，不管她嫁的是建筑工人还是国会议员，她都有能力让自己过得幸福。
这种思路从某种角度上看，不是没有道理。婚姻中难免有着妥协和退让，懂得“且行且珍惜”的女人就像是隽永却坚韧的溪流，用她们的柔韧和智慧穿过岁月的坚硬与无情岩石，穿过曲折蜿蜒的河道，最终汇入无限包容的大海之中，成为一个传奇。但是“嫁给谁都幸福的女人”这种视点依旧难以摆脱站在“妇德”的高地对妇女进行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审判，而忽略走入婚姻千万种人的千万种差异性，将所有形形色色的婚姻问题粗暴简单地“一锅炖”，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单方面限制苛责女性一方为求全婚姻而不断苛刻限制和牺牲自我。
可惜，孤掌难鸣的婚姻注定只是一场悲剧的独角戏。哪怕一个足够隐忍克制与足够高标准自我要求的女人足够努力成一个恒定常量的最大值，幸福函数的大小依旧取决于感情生活里的变量，那个同在婚姻生活中的男人。
比如同命不同运的朱安和江冬秀。同样是嫁了文化先锋文学大家的女人，同样是封建社会里大家出身却目不识丁嫁夫从子的传统女人，生命状态所呈现出的悲喜人生却是截然不同。要说言娴淑德、持家执业、孝敬长辈、哺育幼小方面而言，二人真是难分伯仲不相上下，都是尽心尽力克勤克俭操劳的传统好媳妇。但是要说起按照“嫁给谁都幸福的女人”的要求，朱安温良恭俭让的隐忍显然更符合标准。
于鲁迅，朱安算得上是贤妻。夫君的冷漠与无视，她不争不辩不反抗，只是默默敬立与一旁，将不打扰的温柔发挥至极。于鲁迅和许广平的厮守，她弱温顺逆来顺受除了默默流泪，便是听天由命全然接受。对许广平之子周海婴，她也是慈爱怜惜如同自出，绝对的良母。可即便如此鲁迅依旧对这个情深意重的结发妻子辜负备至，一生的冷落不说，这个可怜的女人连临终和夫君同穴的遗愿都未能实现。
对比朱安，胡适之妻江冬秀的彪悍泼辣世人皆知，但胡适却对他的悍妻又敬又爱。江冬秀性格强悍，爱打麻将，胡适不仅从不干预，当四缺一时胡适还来凑一角，在公房不合适的时候胡适甚至想要专门买房给太太打牌。文人多情，当江冬秀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时，她直接拿起菜刀大闹特闹，抓起两个年幼的儿子威胁胡适说，要离婚可以，她就先杀死两个孩子然后自杀。吓得胡适连连求饶，赶紧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不说，怕老婆疼老婆的名声也就此流传甚至成为文坛佳话。
比如嫁给不同男人命运截然不同的张幼仪。嫁徐志摩的时候，她出身名门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孝顺贤淑，可她依旧没做成那种“嫁给谁都幸福的女子”。这场包办的婚姻注定不是徐志摩这般“现代人士”的心中向往。新婚洞房夜的冷冰冰守空房，他便不发一言抛下她远赴英伦去求学。她收起悲伤足不出户，一个名门闺秀却心甘情愿地围着小家打转，做饭、洗衣、拖地板，全心全意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与付出讨好自己的丈夫。可这位浪漫多情的诗人却对自己结发妻子发自肺腑的努力不屑一顾，因为他只在乎他的人间四月天。
等到她德才兼备，叱咤商场备受众人敬仰的时候，他对她的感受也只是保持距离的尊敬和寒暄，然后回头温柔蚀骨地呢喃着呼唤他的陆小曼，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张幼仪感叹自己，“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后来张幼仪再婚，与医生苏纪之在东京举行婚礼，之后共同生活了20年。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的时候。她站在当年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外，感叹自己曾经的岁月情深。1988年，她以88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墓园，墓碑上刻着的，却是“苏张幼仪”4个字。
其实江冬秀没比朱安做的更好，朱安也没比江冬秀做得更差，才德兼备经商有道的张幼仪在婚姻中也曾因为爱的负重表现得笨拙又干涩。只不过后二位都费力不讨好地把自己绑架在当时社会舆论她们定义的社会价值，试图不断地以牺牲自我和压制自我的代价去竭尽所能满足男权社会的既定利益。从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套死在性别焦虑的枷锁里。其实命运不同的真相，在于她们遇到不同的男人造就不同的命，以及在不同的命下做出不同选择造就不同的运。鲁迅与胡适，虽同为文学巨匠性格却截然相反：一个是刻薄犀利嫉恶如仇，敢于不屈不挠针砭时弊的文学斗士，自我评价是：多疑悲观的孤僻；一个是温文儒雅谦和大度，直面争议却温和坚定的鸿儒雅士，经常的口头禅是：不生气、不理他。这俩人性格不同，对待婚姻和伴侣的态度与方式自然不同。徐志摩和苏纪之，一个是追求绯色浪漫的浪子诗人，一个是悬壶济世责任心强的世家中医，对人生的终极追求也自然不一样。
也许指向不同命运归宿的，还是不同性格指向的不同选择。一方对婚姻的本质哪怕有着再高的觉悟与反省，再多的隐忍克制与再高标准的自我要求，当遭遇另一方有意无意的默然懒惰而缺乏同步的诚意与努力，缺乏爱与尊重的基础，这场婚姻都会因为一方爱的失衡，注定成为一潭死水，一局死棋。一向认同选择比努力重要，你选择的伴侣决定你的生活状态，你选择的生活状态决定你的人生方向，你选择的人生方向决定你的人生命运。而命运，其实就是生活中所有不同选择的叠加。那些真正有着委曲求全的耐心，隐忍克制的定力，柔韧机敏的智慧，在这五彩缤纷万事皆有可能的大千世界里，与其屈才于那逼仄的婚姻中闷闷不乐自讨没趣，不如不破不立学会放手，把选择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不再盲目徒劳地无谓透支自己。
所以，我不打算也不屑于成为那种所谓的“嫁给谁都幸福的女人”，低眉顺眼去接受那些所谓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审判。作为一个善恶分明讲究原则且自主独立的女性，若你懂我，相濡以沫则是我最赤忱的心愿。若你不懂，我则挥挥手作别天边的云彩。宁愿不当那种“嫁谁都幸福”的女人，也决不透支给别人自己给不起的幸福。因为我深知，活得最像我自己的我才是幸福的我。幸福的我，才能给得起身边的你真正的幸福。

PS:旧时的女子对既定背景的选择抗争有限，新时代的女性也不见得都有起码的性别觉醒。那位在“北医三院”殒命的杨女士，一位职于中国科学院的女准博士，就不管不顾曾经生育失败并患有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高血压、胆囊结石等不适合生育的客观事实，为了如愿给有三个姐姐的丈夫家生下孩子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丈夫的“悲乎哀哉”中，她也终于实践了“嫁给谁都幸福”的本质：再也没人巴结着他一家老小，再也没人给他论文挂靠吃软饭的权利，再也没人给他做好早点打点人情，再也没人给他做牛做马打点一切……
其实不然，已逝斯人的千万补偿可以很快闻得新人的笑声和婴儿的啼哭声，毕竟想要做牛做马的中国女人多了去了。
最可悲的还是杨女士的父母，只能白发人送黑发人。